
在塔利班限制阿富汗婦女工作、學習和外出的能力后,一些婦女最初反抗這些新規定,走上街頭抗議。但很快,那些聚集在首都喀布爾和其他主要城市要求“食物、工作、自由”的人們感受到了塔利班的全部力量。
抗議者告訴英國廣播公司,他們遭到毆打、虐待、監禁,甚至受到用石頭砸死的威脅。
我們采訪了三名女性,她們在塔利班政府于2021年8月15日掌權后開始限制婦女自由后對塔利班政府提出了挑戰。
當塔利班武裝分子于2021年8月15日占領喀布爾時,扎基亞的生活開始崩潰。
在塔利班重新掌權之前,她一直是家里的經濟支柱,但在塔利班掌權后很快就失去了工作。
一年多后的2022年12月,當扎基亞(化名)加入抗議活動時,這是她第一次有機會表達對失去工作和受教育權利的憤怒。
抗議者正向喀布爾大學游行,該大學因其“象征意義”而被選中,但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就被阻止了。
當塔利班武警結束扎基亞短暫的叛亂時,扎基亞正在大聲喊口號。
“其中一個人用槍指著我的嘴,威脅如果我不閉嘴就殺了我,”她回憶道。
扎基亞看到其他抗議者被擠進一輛車。
“我反抗。他們扭動我的手臂,”她說。“我被塔利班拉著,他們試圖把我裝進他們的車,而其他抗議者則試圖釋放我。”
最終,扎基亞成功逃脫,但那天所看到的一切讓她對未來感到恐懼。
“暴力不再是關起門來發生的,”她說,“而是發生在首都喀布爾的街道上,眾目睽睽之下。”
被捕并毆打
瑪麗雅姆(化名)和23歲的學生帕爾瓦娜·易卜拉欣哈伊爾·尼吉拉比是塔利班接管后被拘留的眾多阿富汗抗議者之一。
作為一名寡婦和孩子們唯一的養家糊口者,瑪麗雅姆擔心,當塔利班出臺限制婦女工作能力的規定時,她將無法養家糊口。
她參加了2022年12月的一次抗議活動。當她看到其他抗議者被捕后,她試圖逃跑,但沒有及時逃脫。
“我被強行從出租車里拉出來,他們搜查了我的包,發現了我的手機,”她回憶道。
她說,當她拒絕向塔利班官員提供密碼時,其中一個人用力打了她一拳,以至于她以為她的耳膜已經破裂。
然后他們查看了她手機中的視頻和照片。
“他們很生氣,揪住我的頭發,”她說。“他們抓住我的手和腿,把我扔到他們的游騎兵的后座上。”
“他們非常暴力,并多次稱我為妓女,”瑪麗雅姆繼續說道。“他們給我戴上手銬,把一個黑色袋子套在我頭上,我無法呼吸。”
一個月后,帕爾瓦納也決定與一群同學一起抗議塔利班,組織了幾次游行。
但他們的行為也很快遭到了報復。
“他們從逮捕我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折磨我”,帕爾瓦納說。
她被迫坐在兩名男性武裝警衛之間。
“當我拒絕坐在那里時,他們把我移到前面,用毯子蓋住我的頭,并用槍指著我,告訴我不要動。”
在這么多全副武裝的男人中間,帕爾瓦納開始感到“虛弱,就像行尸走肉”。
“他們打了我很多耳光,我的臉都麻了。我很害怕,整個身體都在顫抖。”
監獄生活
瑪麗雅姆、帕爾瓦納和扎基亞充分意識到公眾抗議的潛在后果。
帕爾瓦娜說,她從未想到塔利班會“像對待人一樣對待她”。但她表示,她仍然對自己受到的侮辱性待遇感到震驚。
她在監獄里的第一頓飯讓她感到震驚。
“我感覺有一個尖銳的東西刮著我的上顎,”她說。“當我看到它時,那是一根釘子——我吐了。”
在隨后的飯菜中,她發現了頭發和石頭。
帕爾瓦娜說,她被告知她會被石頭砸死,這讓她晚上哭著入睡,并夢見自己戴著頭盔被石頭砸死。
這名23歲的男子被指控宣揚不道德、賣淫和傳播西方文化,被判入獄約一個月。
瑪麗雅姆被關在安全部門幾天,她的頭上蒙著一個黑色袋子接受審問。
“我能聽到幾個人的聲音,其中一個人會踢我,并問誰付錢給我組織抗議活動,”她回憶道。“另一個人會打我并說‘你為誰工作?’”
瑪麗雅姆說,她告訴審訊者,她是一名寡婦,需要工作來養活孩子,但她的回答遭到了更多的暴力。

懺悔與釋放
帕爾瓦納和瑪麗雅姆在人權組織和當地長老的干預下分別獲釋,目前他們已不再居住在阿富汗。
兩人都表示,他們被迫簽署認罪書,并承諾不會參加任何針對塔利班的抗議活動。
她們的男性親屬還簽署了官方文件,承諾她們不會再參加任何抗議活動。
我們向塔利班政府高級發言人扎比胡拉·穆賈希德提出這些指控,他證實女性抗議者被捕,但否認她們受到虐待。
“一些被捕的女性參與了反政府和公共安全的活動,”他說。
他對這些婦女的說法提出質疑,并否認使用了酷刑:“伊斯蘭酋長國的任何監獄都沒有發生毆打事件,他們的食物也得到了我們醫療團隊的批準。”
缺乏基本設施
人權觀察組織在一些抗議者獲釋后對其進行的采訪證實了英國廣播公司聽到的說法。
人權觀察的費里什塔·阿巴西說:“塔利班使用各種酷刑,甚至讓他們的家人為這些抗議付出代價,有時他們將他們和他們的孩子一起囚禁在惡劣的條件下。”
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扎曼·索爾塔尼在幾名抗議者被釋放后與他們交談,他表示監獄缺乏基本設施。
索爾塔尼說:“冬天沒有供暖系統,囚犯沒有得到好的或足夠的食物,健康和安全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考慮。”
向往正常的生活
塔利班在接管時表示,婦女可以繼續工作和上學,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只能符合阿富汗文化和伊斯蘭教法。
他們仍然堅持認為,禁止女童六年級以上入學的禁令是暫時的,但沒有做出重新開放女童中學的堅定承諾。
回到阿富汗后,扎基亞又抓住了一次機會,創辦了一家家庭補習中心,為年輕女孩提供教育。這也失敗了。
“一群年輕女性定期聚集在一個地方,她們感到受到威脅,”她說道,聲音里充滿了悲傷。“塔利班設法為所欲為。我是自己家里的囚犯。”
她仍然會見其他活動人士,但他們不打算舉行任何抗議活動。他們偶爾使用化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
當被問及她對阿富汗的夢想時,她淚流滿面。
“我無能為力。我們不再存在了,女性被從公共生活中剔除,”她說。“我們想要的只是基本權利,這樣的要求是否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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